魏伯河
四、父亲孙振图
孙光祀父亲名孙振图（1582—1649），字龙友，号象明，生于明万历十年壬午，卒于清顺治六年己丑，一生跨越两代，享年六十有八。
关于孙振图的资料，目前可见到的主要有：《先考行状》（孙光祀，载《胆余轩集》，以下简称《行状》）、《象明孙公墓志铭》（朱鼎延，载《孙氏族谱》，以下简称《墓志铭》）、《孙象明先生神道碑》（熊锡履，载《孙氏族谱》，以下简称《神道碑》）和《孝廉象明先生传》（高珩，载《孙氏族谱》，以下简称《传》）。
（一）学习和科考经历
孙振图“生而异敏，貌秀整，有风骨，及就外傅授书，过目辄识不忘。九岁能属文”（《行状》），父亲孙珫对他“日以大儒名臣之学望之”（《传》），要求极严。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，他的学习除了制艺之外，还博通古今，“有志圣贤之学及古今成败、国家治乱、礼经官制、兵志农书皆析其源流”（《墓志铭》），“于诸家古文词及诗歌诸体即悉意考究，明其体要，舒腕成章，动合典则”（《行状》）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曾师从著名学者、诗人于慎行，并受到好评。考《明史·于慎行传》，于晚年曾辞官隐居十六年，著书授徒，孙振图跟他学习，则肯定在此期间。据《行状》称，于慎行对孙振图的评价是“子有超轶绝群之才，而德量过之，济时之器也。”在为孙珫写的《碑铭》中，于慎行也有“振图游予门下，翩翩国士也”的评语，足相印证，可知并非后人溢美。
然而这位被普遍期以远大、给以好评的读书人，却时运不佳。前期屡试不第，母亲郑夫人病逝后，他对科举之业曾经灰心。一则，平阴已经二十多年没再出过举人、进士，甲第之家更没有能后先相继者，一些堪舆家就说此地的风水决定了平阴不会再出有功名的人，此说对读书人不无消极影响。二则，他扬名显亲的观念很重，父母均已不在人世，进取的动力也大为减弱。他认为：“往者肆力于文，将欲拾青紫、建勋名，为父母荣慰，今已矣！”打算从此“省躬克己，求所以无忝前人者立身立言”，度此一生（《行状》）。
后来重又把他激励起来的是当时的县令李润民和山东提学使梅之焕。孙振图为母守制三年之后，参加县学补考，县令读卷后大为称赏，并特地把考卷送给梅之焕，梅也给以很高评价。他的热情被激发起来，不仅自己刻苦努力，还以重振平阴文风士气为己任。他提供场地，和一些同道发起成立了“匡社”，定期习文论艺。据《行状》记载：
月凡六日，会集其中，相勖以文章，相劘以道义，以为文风士气，日趋
波靡，砥柱之功，义归匡直，故取名焉。
孙振图不仅是匡社的创立者，也是社团的中心和主导者。据《墓志铭》记载，包括朱鼎延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曾“奉公提命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匡社对扭转平阴文风不振、科举乏人的状况果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也使堪舆家的谬说归于破产。据《行状》记载：
寻，掖垣公即于甲子售秋闱，辛未成进士；而同学张公赤城、宣达诸君
子旋继府君后捷去，联镳奋羽，肩背相望。今少宰朱嵩若先生及彰德司理赵
君紫垣皆曩时笔研友。明中晚百余年来，于兹为盛，府君实倡之云。
他于崇祯三年庚午（1630）才得中举人，时已年近五十；四年后的崇祯七年甲戌（1634），他赴京会试，又与进士失之交臂：
试春官，牍已荐，后复持一卷易之，又置乙榜。主者署评云：‘七艺无
一累句，如此卷遇好平之主司必收矣。汉文帝谓李广曰：‘惜乎，子不遇时。’
吾于子亦云。虽然，吾甚惜之。”（《行状》）
孙光祀对父亲的不遇甚为感慨，他说：
府君绩学深醇，文章重于当世，而年垂知命，仅博乡举，前后试牍，又
几几乎既得而旋失者凡数四，盖真数奇云。
科举中式本来有很大偶然性，是否“数奇”（命运不好），实难定论。孙振图终其一生没有中进士，也一直没有出仕，但却因文章德行名重一时。后来，甲申之变避难遂昌，也是“执经问学者屦常满户外”，“著弟子籍者，殆将百人”（《传》），不愧为乡里耆宿。
（二）热心文教事业
孙珫在世时为官清廉，返家时“归橐萧然”，回家后“不事家人生产，亦鲜营殖”，家道并不富裕。他去世后，其妻郑夫人持家却“秩秩有条纪”，“岁入谷数率廪蓄之，匪正供急费弗鬻也。数年家且振，视大父（按：指孙珫）时物产殆将倍之”（《行状》）。孙振图父子能潜心问学，与这位郑夫人善于持家打下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。
家境富足之后，孙振图并没有为富不仁。相反，他在捐资助学方面屡有善举。
前述孙振图发起成立匡社，扭转了平阴的文风士气，应该属于不小的贡献了。然而，他对平阴教育的贡献还不止此。
他的父亲孙珫在世时就办有“义塾”，父亲去世后他一直负责打理，“以时修葺，为择师，授之馆修，垂四十年未尝有间”（《行状》），是很不容易的。
他还实现了父亲未了的心愿——为县学捐立学田。据《行状》载：
先大父原议捐学田，未果而殁。至是，捐郭外田一顷二十亩付儒学，佐
贫士饘粥，又曰：“僻壤硗田无裨实际，吾岂为名乎！”
“郭外田”是近郊的好地，足见孙振图对家乡文教事业的热忱和真诚。
除了上述固定和大宗的捐赠以外，孙振图平时“见少年后进，必教之以礼，奖劝惟恐不尽。”庚辰（1640）、辛巳（1641）连年灾荒时，他“察诸生中郭可学、许维新等四十余人，阻饥不能糊口，须急予乃得济。然使其仆仆负戴，非敬士礼，各遣价赍钱米往遗之”（《行状》）。为生员们提供救济粮，又考虑到让这些读书人背着粮袋子回去有失体面，便派人拿了钱米给分别送往家里，真可谓曲体人情、用心良苦了。
对亲戚家贫而好学的子弟，他也尽力照顾，据《传》：“东平郑太学日升先生，母犹子也，悯其失业，授田三顷，赡其终身。赵恭人犹子日采时方成童，势宦欲吞其宅，借端搆之邑令，先生倡言斥之而事解，卒卵翼以玉于成，今为申州考城令。”
（三）乐善好施、主持正义
此外，孙振图还做了不少扶贫济困的好事，并且得到了官府的表彰。
据《行状》载：“大母（按：指郑夫人）好施舍，府君（按：指孙振图）益博济以充其量。周人之急，视有无予之无难色。宗族亲戚贫者多赖以举火。岁乙卯，大饥，输粟百石，既又煮粥哺无告者，全活甚众。后邑令闻于上，按使者嘉之，扁其闾曰‘一门孝义’云。”
另据《传》：“庚辰、辛巳，岁大祲，裒族人食贫者六十人，月给一金，凡四月许始罢。……又出粟五百石，输官赈一邑。”在“道殣者相枕藉”的荒年，他的这一捐输能使多少人免于死亡，不难想见。
据《行状》：“东阿姻戚、州别驾孟公曾因之晋中任贷二百金，以邑城南庄地数顷书券为质，及任旋不能偿。再阅岁，孟客清源且死，遗孙藐孤。府君为之恻然，取其券还之，孟氏迄今为业。”抵押借款无力偿还，抵押物即归债权人所有，这在经济往来中是很正常的。但孙振图于心不忍，主动把地契归还给孟氏后人，使其家从困顿中得以解脱。
扶贫济困之外，他还是地方士绅中最能主持正义者，自然成为领袖和代言人。综合《行状》、《墓志铭》、《传》及《神道碑》，这方面主要事迹有：
时邑苦徭役，佥报所及，率至倾家。府君为择其法之太甚者，力请于令，
以府君言不及私，多勉从之。民累赖以少减。
总里万承恩者，负其阖户逃亡租百余金，力不能代办，刑比濒死。府君
见而怜之，为如数输纳，乃得释。后其人痛定长跪致谢，卒亦无德色，坦如
也。
库吏许承宗为一豪有力者嗾害，令怒搜得其家空箧一具系官物，以为匿
库金，将致之死。及稽核簿籍，库金故无损。府君闻其冤，为白之令，令悟，
出之且谕以故。其父许诵将赀币跪庭下，府君正色曰：“吾救汝子，以公道
不可枉。如以为利，宁不先令汝知？若不悉吾居常行事耶？”拒不受，其父
始感泣去。阖邑德之。
时邑境盗起，揭竿啸聚，焚劫不遗村落。府君曰：“养痈必溃，不如议
剿。”有不肖赀郎张行素者，为一邑穷凶，阴狠多计数，平素播恶肆毒，知
乡曲饮恨，欲借此而甘心焉。乃通好渠寇庞起等，为画计就抚。邑令惑其说，
从之。嗣遂出入城市无忌，甚且荷戈跃马以百数，往来寝食其家，见者咋舌
不敢问。而四境之焚劫者日益众，后乃知托抚为名，居为利薮云。府君曰：
“使其志得行，吾属无噍类矣。”谋诸计部张公，其议同。遂密以告令。令
始是府君言，乃禁抚民毋带兵械入县。寻获奸民辛某，讯知贼攻城，信甚，
亟驰报抚军，委守道宋公临县研问。辛首其寇党内应十八人，宋公录姓名，
出不意，擒斩之，乱始定。……邑卒以是获全。
可知作为地方上颇有影响的士绅，遇到不公平、不合理尤其危及全县安全的事，他一向仗义敢言，而县令也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见。但是，最后一件事却为他埋下了祸根，数年之后，酿成“戊子之变”，几乎导致他家破人亡。
（四）遭遇横祸，赍志以殁
1644年为甲申年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重要的年份。这年的农历3月19日，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，崇祯帝自缢于煤山，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。随后，清兵南下，迅速摧毁了李自成仓促建立的的大顺政权，定都北京，开始了满清对中国的统治，并逐步扫清了退居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。
对明朝的灭亡，孙振图是有预感的。据《行状》：
癸未，携光祀上公车，见朝政纷更无定画，愀然曰：“往者抱杞虑，不
意若此之速。事不可挽矣！”比归里，常以为忧。
但事变比他想象的来得还要快。随着明政权的败亡，地方上也土寇蜂起，社会陷入极度混乱。孙振图所能选择的，只有逃亡一途。他把长子敬祀留在家里，带着次子光祀携家辗转南下：
渡江寓京口五阅月，目击金陵圮坏状，知不可为，始益绝仕进意。于
是由武林抵兰溪，践同年姜弘颖先生偕隐之约。既游括苍之遂昌，万山丛
匝，由鸟道入，土俗俭朴，度非兵革所及。邑有项文学宗尧者，乃先大父同
年中丞公之孙，笃世谊，为舍馆延之，遂卜居焉。久之，邑士慕府君道谊，
问业者日进，质疑辩难，皆欲其所欲得。数月间，包生蒙吉、李生日滋等执
弟子礼者殆百人。或纵眺五龙唐山之巅，临双溪、登妙岭，赋诗纪事，诸士
传诵，纸为之贵。（《行状》）
南下过江，寓居京口近半年，亲眼目睹了南京的破败，知道大明王朝已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，自己更失去了仕进的希望。于是继续南下，到了浙江的遂昌，以教馆谋生。这样的隐居教读生涯大约持续了两年。然而，覆土之下，岂有完卵？新朝统治者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世外桃源长期存在的。“丙戌秋，大兵过浙东，檄定三衢、处郡，以次削平。”在授徒讲学、登高赋诗的闲适中，他已不得不接受了世事沧桑的变化。历史上王朝更替本不鲜见，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又早已深知，没有人可以挽狂澜于既倒。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此时不过是一叶浮萍，只能跟随时代潮流而沉浮了。这时，一位故人劝他出山，去应新朝的会试：
时平昌新令为雄县赵卧斋公如瑾，后征拜御史者，素识府君名，闻寓
其地，甚喜，驰刺迎之，相见有倾盖之欢。因云：“今天子右文，需才且急，
丁亥再会试天下士，时不可失。”府君曰：“道兑北归，是余志也。然兵兴之
际，不载质恐为道路忧。”赵公乃为介，谒督兵张完真公存仁，俾以流寓给
文赴试，且馈之资斧。遂再入春明。（《行状》）
出山应试，标志着孙振图对新朝统治的认可。但这次辗转数千里应试，并未如愿以偿。孙振图在路上就病了，抵京后竟未能参加会试。孙光祀参加了会试，也未能及第。于是父子携家归里。
经历了这一番大变故，家道已大不如前。但此时年近七十的孙振图对居家丰俭已看得淡了，他让长子敬祀继续料理家务，自己则“僦居陶山[之阳，不复营门外事”。陶山为泰山余脉，距家不远，相传春秋末年越国大夫陶朱公范蠡曾隐居于此，因而得名，是隐居养老的好地方。敬祀按时“量刍米继之，供朝夕而已”。他自己则“日手一编，咿唔自适”，借以打发时光，并静观时变。
然而这样的闲适生活很快就被打乱了。原因是这时平阴来了一位既贪且暴的县令王国柱，而与孙家素有仇隙的张行素又做了王的幕宾。二人狼狈为奸，作恶多端。他们开始并未找到加害孙氏的机会。不幸的是，孙敬祀这时却惹上了一场官司。
适冢兄（按：指孙敬祀）与一无赖子弟尹和衷小争致讼，恶（按：指张
行素）遂以为此货可居：“彼百年来宦裔，拥重赀，从不一厚饷令君，今亦
有事至公庭乎？”王（按：指王国柱）因大憾冢兄，羁系累日。卒以无可文
致释之。兄愤甚，具辞控抚。令惧失措。恶复为谋曰：“近山左富室戕杀过
半，岂繄党寇，皆以素封。故今山寇正炽，距彼庄村近者不数十里。第以此
为名，驰报当事，且罄其所有，使无以自为地，是可以覆乃宗矣。”遂率党
役及抚寇百余人蜂入大掠，又辇载金币珍奇诣当事为赂，入袒遂左。府君至，
申辩不屈，且曰：“安有不经讦告、不俟题请而遽以冤狱陷孝廉者？”当事
不顾，挫辱备至。讯无具，犹牵制不肯出。府君愤懑填胸，不数日赍恨以殁。
时己丑年正月二十四日也。呜呼痛哉！（《行状》）
孙振图逝世时，两个儿子均不在身边，“不得一言永诀”，含恨以殁。另据孙光祀《先兄接甫公墓志铭》记载：在王、张抄没孙敬祀家产时，敬祀之妻尹氏即自经而死，不久妾高氏以忧病卒。素封之家自此受到重创。
此后孙光祀联合受害子弟累次赴京上告鸣冤，引起朝官重视，给事中魏环溪上疏弹劾王国柱，顺治帝命山东督按查办。由于案情复杂，兼之王、张等人大肆贿赂，查办并不顺利，“前后凡二十余谳，逾三年案始定。部覆王国柱、张行素等首恶七人皆律斩，奉谕旨于壬辰五月恶等始伏诛”。
孙振图后来入平阴祀乡贤祠，看来主要并非因为孙光祀的贵显，而是平生积善好德的结果。
孙振图妻赵氏，同邑进士、陕西左参政赵云翔女，生子敬祀；副室管氏，寿张管科女，生子光祀，35岁早卒。
孙振图一生诗文甚多，仅隐居陶山时，“诗文杂著积一年遂盈笥”（《行状》）。但家遭祸乱，荡然无存。《孙氏族谱》搜集有其诗6首，包括七律4首、五律2首。今选录其二，以概其余。
登龙桥寿峰山
寿峰骋遐瞩，灵杰忆冰清。
远岫疑鬟列，澄波似带凝。
方车才欲驾，烽火漫相惊。
借问同游者，何人愿请缨？
酬魏直指示诗
揽辔登车合有人，澄清骢马到来新。
全消窟穴雷方轰，独照逃亡月一轮。
口角吟成翻白雪，指端拈出引青萍。
绿林尚自留余孽，还借前筹慰紫宸。
二诗均为其晚年之作，颇有沧桑之感。他一生吟咏不辍，且历经国破家亡，避难浙西深山，其诗作想必内容丰富，多有寄托，华实相扶，精彩纷呈。可惜生前从未结集，临终又遭祸乱，这些佳作已经无处可以寻觅了。
